商鞅变法辉煌，死后声誉却两极——历史评价谜团

在后世的评价中，商鞅的形象呈现出鲜明而复杂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人对他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他横加指责，诋毁无遗。

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商鞅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桑弘羊在评价商鞅时，高度赞扬了他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他认为，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期间，内修法度，严刑峻法，整饬政教，使得奸诈之人无处遁形。同时，商鞅在外部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收取山泽之税，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器械精良，物资丰富，军队装备充足，能够不劳民伤财地对外征伐，开拓疆土。桑弘羊的评价，无疑是对商鞅的正面肯定。

同样，西汉著名经学家刘歆也对商鞅给予了高度评价。刘歆认为，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一心为国，不谋私利。他注重农业发展，鼓励百姓耕织，使国家富强；同时，他重视军功，奖励战士，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刘歆看来，商鞅的法治思想，使得国家法制严明，社会风气纯正。

然而，与上述正面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评价却极为负面。司马迁认为，商鞅天性刻薄，残忍少恩，他游说秦孝公时，凭借的是虚饰的言辞，而非自身的真才实学。司马迁指出，商鞅在位期间，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其残忍少恩。司马迁的评价，反映了儒家与法家之争。

与司马迁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儒家代表贾谊。贾谊在《治安策》中批评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导致秦国风俗败坏。贾谊认为，商鞅的新法推行两年后，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如富有家庭儿子长大后分家，贫穷家庭儿子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等。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对商鞅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商鞅的变法没有成效。事实上，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为秦国打下富国强兵的基础，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商鞅的变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罪了百姓、贵族和国君，但他的严格执法却使秦国社会风气好转，治安稳定。然而，商鞅的严格执法也使他成为百姓心中的酷吏，遭到部分民众的仇恨。

《史记》记载，商鞅在秦惠文王时期被车裂，而秦国人并未对他表示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商鞅执法严苛，对犯罪者毫不留情。在法家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贵族犯法，也要受到处罚。

尽管商鞅在后世名声不佳，但他的变法成果却不容忽视。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带来了富国强兵，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商鞅的名声争议，其实是对其变法成果的一种反映。

在我看来，商鞅是一位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秦国变法的过程中，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主席所说：“商鞅之法，良法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商鞅的名字将永远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