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显奇功 死后名声两极论

后人对商鞅的评价，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既有赞誉之声，亦不乏批评之词。

西汉时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对商鞅的评价颇具正面色彩。桑弘羊在评价商鞅时指出，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期间，国内推行法律制度，严明刑罚，整顿政治与教化，使得奸诈虚伪之人无所遁形。对外则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如设置高额利益以吸引资源，征收山川湖泽之税，使得国家富强，百姓强健，器械精良，物资充足。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国得以在不用向百姓征税的情况下，军队供给充足，国力强盛，疆域不断扩张，而百姓并未因此感到困苦。桑弘羊的评价，反映了商鞅变法对经济领域的深远影响。

西汉著名经学家刘歆，刘邦弟弟刘交的五世孙，也对商鞅给予了高度评价。刘歆认为，商鞅一心为公，尽忠职守，致力于富国强兵。他通过奖励耕织，使国家富强；通过重视战功，激励士兵，使得军队战斗力增强。执法严格，不分贵贱，使得法律得以贯彻执行，奸邪之徒无处藏身。刘歆的评价，同样体现了对商鞅变法的正面认可。

然而，与上述正面评价相对立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评价则偏向负面。司马迁认为商鞅天性刻薄，缺乏仁德，他游说秦孝公时，言辞虚浮，行事不端。在位期间，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行为都表明商鞅残忍少恩。司马迁的评价，多基于儒家与法家之争的视角。

另一位儒家学者贾谊也对商鞅持负面态度。在《治安策》中，贾谊指责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一心追求兼并天下。他列举了秦国风俗败坏的现象，如家庭纷争、婆媳不和等，认为这些现象与商鞅变法有关。贾谊的评价，同样反映了儒家与法家之争。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对商鞅的负面评价逐渐增多。汉武帝所谓的独尊儒术，实则是在法家治国的基础上尊重儒术，而非放弃法家。儒家与法家之争，使得商鞅的形象在后世逐渐被扭曲。

《战国策》和《史记》中记载了商鞅被车裂后，秦国人并不怜悯他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商鞅执法严苛，对罪犯毫不留情，甚至对太子犯法也予以严惩。这种做法使得商鞅在百姓心目中留下了酷吏的形象。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基础，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然而，商鞅的变法也触动了众多利益集团，尤其是贵族阶层。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失去了支持，遭到了贵族的联合陷害。尽管秦惠文王杀死了商鞅，但他并未废除商鞅的变法，秦国依然在变法的基础上逐渐强大。

综上所述，商鞅的名声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是正面形象，有人认为他是负面形象。我个人赞同毛主席对商鞅的评价，认为商鞅的变法是良法，对国家富强、百姓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的变法是必要的，虽然他因此得罪了众多利益集团，但他的贡献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