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抗日英雄与汉奸边缘 七七事变责任何在？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队在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这危急关头，第29军军长宋哲元挺身而出，率领全体将士通电全国，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却在不久后成为了“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他23岁时，从山东老家徒步到北京，进入武备学堂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冯玉祥麾下的一员。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凭借出色的作战能力，从一名普通士兵迅速晋升为将军，不到四十岁便独当一面，成为了西北军的“五虎上将”之一。

1930年3月，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激战。经过半年的激战，冯玉祥战败，原西北军退居山西。在诸位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新军得以组建，宋哲元被推举为军长，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第29军。

宋哲元深知，西北军的失败源于内战。因此，他对这支新军提出了一个原则：从此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曾想调他去安徽出任主席，但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蒋介石让他去围剿红军，与他坚守的理念相悖。于是，他带着29军来到了贫瘠的察哈尔。

1933年，宋哲元担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在喜峰口抗战中赢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誉。然而，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对蒋介石的命令也不是言听计从，这让蒋介石对他心生不满，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他。

1935年5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四名日军在察哈尔省沿途偷绘地图，被中国军队扣押。日军向国民党当局施压，提出众多无理要求。当时，蒋介石正与红军在大渡河会战，无心管理这些“小事”，便令察哈尔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的《秦土协定》。该协定没有一条是维护国家利益、给中国军人撑腰的，最重要的是，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被撤销。

这对宋哲元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然而，蒋介石仍想调他到江西“剿共”。宋哲元并非软柿子，前脚被撤职，后脚就去了天津，去找日本人活动。

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通过中间人找到了日军驻屯军参谋长酒井，请求他们原谅，并表示愿意合作。驻屯军反应迅速，宣布宋哲元必须留任，不再提赶走他的事。宋哲元与日军的关系日益密切，不仅保住了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还将29军的37师调到了北平，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与日军的一言一行，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为了拉拢宋哲元，蒋介石特意在1935年7月接见了29军副军长秦德纯，并表示要把华北事务交给宋来负责，以示信任。

7月27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了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他们抗日有功。8月28日，宋哲元被正式任命为平泽卫戍司令，从此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本意并非投降，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然而，形势的发展几乎将他推向了日军。土肥原一直在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分裂中国南北，拉拢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军事大佬，诱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

9月，土肥原再次找到宋哲元，要求他出面组织自治政府，由日军提供军援和经援。他曾策动了一个“伪满洲国”，还想策动第二个，范围包括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和绥远。

土肥原提出了“对华三原则”：消灭反日运动；中日满密切合作；共同防共。蒋介石竟然也同意了。10月，日军要求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起事，11月25日，殷汝耕终于成了汉奸。

在此期间，日本人疯狂活动。11月20日，驻华大使有吉与蒋介石就华北自治进行了谈判。蒋介石表明立场，国家主权、违反行政统一的自治运动，不能容忍，如有事故必镇压。对于华北局面，蒋介石将另派人去解决，这个人就是何应钦。

殷汝耕亮出汉奸身份后，何应钦北上查办他，但必须得到宋哲元的支持。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通电自治，限期是11月30日。宋哲元已经动摇，在与蒋介石的汇报中，提到了自治问题。

然而，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宋哲元并没有这个胆量。随着限期的临近，宋哲元蠢蠢欲动。此时，媒体出手了。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劝告宋“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结果被宋查封。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舆论压力。

天津教育界发出通电，要求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此后，国民政府下令开放言论，保障新闻自由，《大公报》恢复运营，一二·九运动爆发。

此后，宋哲元成了甩手掌柜，将局面交给何应钦去收拾。蒋介石最终妥协，成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顾问，其中有若干亲日分子，宋、蒋和日本人之间暂时取得平衡。

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步。他们要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不过，日本人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汹涌而来。

1936年1月6日，在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下，宋哲元不得不发出通电：“洁身爱国，未敢后人。”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最终失败，由此日军发起以宋哲元为打击对象的“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