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将军素以性情率直著称，言辞间无不透露出坦荡之姿。在1953年9月，他更是不避锋芒，直面毛主席，就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几项疑问。

此番问询的导火索，源自三个月前高岗对薄一波新税制改革的猛烈抨击。1953年6月，中央财经会议召开，高岗便以此为契机，对薄一波的新税制改革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然而，高岗此举不过是虚晃一枪，其真正意图乃是要将薄一波背后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拉下马，取而代之。此事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连毛主席也得知了此事，遂将彭德怀叫到面前，询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彭德怀坦言，自己对“新税制”并不了解，因此不便多言。但关于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在历史上的某些作为，他心中仍存有疑虑。

他的疑虑主要分为三点。首先，关于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会上批判了彭老总发动的百团大战，认为彭老总未经中央军委同意便擅自发动战役，且战术上未执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导致八路军部队损失惨重，甚至引起了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重视，给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巨大困难。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遭受了极大的委屈，直至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他洗刷冤屈。彭德怀认为，这次批判是刘少奇领导的，是不公道的，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次，关于刘少奇在1946年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彭德怀认为其对国共“和平”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和平并非靠等待而来，而是靠战争打来的。

再次，关于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时，刘少奇持反对态度，至少没有坚定地支持毛主席，后来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大。

此外，彭德怀对周恩来总理也提出了三点意见。首先，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过错误，虽然主要责任在博古和李德，但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尤其是在处理萧劲光一事上，黎川失守并非他的责任，却要拿他开刀，幸得有人求情才未遭枪毙，在这件事上，周恩来负有相当的责任。

其次，周恩来对抗美援朝的支持力度不够，在抗美援朝初期，前线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战士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许多人饿死、冻死，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让彭德怀痛心疾首。他曾专门回国向周恩来反映情况，但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众人都在强调自己的困难，称无力再支援前线，彭德怀愤怒之下拍案而起，怒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志愿军就不困难？！就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士们死的、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在彭德怀的怒吼下，众人终于答应尽力支援前线，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带着大家做炒面，缓解了前线的粮食问题。

最后，彭德怀认为，周恩来总理过于“事务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应该抓大事、谋大局，具体事务应让下面的人去做，而周恩来却事必躬亲，连一点小事也要亲自抓，既累了自己，也让下面的人得不到锻炼。

这就是彭德怀提出的关于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的三个意见，应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他能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这些问题，也体现了他光明磊落、毫无心机的优秀品质。

毛主席对他的话表示了肯定，并建议他找时间当面向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说明。后来，彭德怀真的去找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说了这三个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也都是胸怀宽广之人，不但没有怪罪他，还主动承认错误，并向彭德怀表示了感谢。

应该说，这才是我们党内提意见的正确方式，对哪个人有意见就直接说出来，而不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搞阴谋诡计。这也是彭德怀与高岗的不同之处。

可惜，等到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这件事又被“揪”了出来，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人，与高岗沆瀣一气，但这已是后话了。

（参考资料：《彭德怀传》《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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