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揭秘：难掩真相千年封禁之谜揭晓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部堪称传奇的史书，它以其记载的“劲爆”内容，颠覆了无数人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因而被封禁长达千年之久，最终竟逐渐销声匿迹。这部令人瞩目的史书，便是《竹书纪年》。

它如同重型炮弹，猛烈地击碎了儒家文人心中的“明君与圣贤”形象。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千百年间从未间断。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史书？为何至今仍有大量人对其知之甚少？它与史学巨著《史记》相较，哪个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先来追溯一下《竹书纪年》那传奇般的发现历程。

一位盗墓者的偶然发现 在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位于我国北方的汲郡，有一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贼，他挖开了一座郊区的古墓。显而易见，这里早已被无数寻宝者光顾，地面上散落着无数的竹片，而那些珍贵的金银珠宝早已被洗劫一空。为了壮胆，不准随手拿起一块竹片，点燃后继续向墓穴深处探去。

天亮后，当地村民发现了这个巨大的盗洞，立刻上报了官府。在官府到来之前，已有大胆的村民偷偷溜进了墓穴，却发现里面并无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些竹片并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随手丢弃在了地上。

官府的人到来后，发现古墓中并无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草草处理了一下，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地上的竹片上竟然有文字，这很可能是古代的记事竹简。

正所谓“没文化真可怕”，这些竹简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银财宝，只是那时盗墓贼们并不识货，随手将它们丢弃。

经过一番整理，竟发现这些竹简堆满了10大车，全部被运到了衙门。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已建立晋国15年，刚刚消灭了东吴，实现了天下一统，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期。他听闻古墓中发现了竹简，便立刻组织朝廷中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揭露了其真实面目。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主人身份非凡，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各异，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实现了文字的统一。因此，要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并非易事。

经过史官们多年的研究，最终整理出了75篇古文献，共计超过10万字。其中包括《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这些古籍都已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由于它记录在竹子上，后人便称之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百姓，将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焚毁。而《竹书纪年》因被魏襄王带入陵墓中，得以幸免于难。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显得更加珍贵。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时期，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神奇地出现在民间，但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称之为《今本 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在西晋时期就已经被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文人在写书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我们为何不从这些文章中寻找，或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过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称之为《古本 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仍然失传。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史学界，那么，它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内容，为何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史记》保持一致，但仍有一些内容与《史记》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被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然而，《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这不就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吗？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否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线索。如果我们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更加耐人寻味。

《韩非子·说疑》中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这四位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记载：“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又被舜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两人相差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扰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地从舜手中夺回了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但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便建立起来了。然而，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便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养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然而，《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两人也是多加赞美，但《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771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然而，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而这46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4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它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非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了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这些书已被项羽焚毁，是司马迁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它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否准确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所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