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说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酒文化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不同文明的轨迹。近期，中美合作对浙江上山遗址的陶器残留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发现将中国的酿酒历史追溯到了万年之前。当时，人们利用稻米、薏苡、稗草、小麦族、橡子、百合等多种原料，酿造出了美酒。这一发现，无疑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证据，为我国悠久的酿酒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汉时期，我国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蒸馏技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青铜蒸馏器，便是这一技术的有力证明。不久前，考古专家用黄铜材质1∶1仿制了这套器物，并成功蒸馏出平均酒精浓度为22度的白酒。若采用50度回糟酒进行蒸馏，酒精浓度可提升至70度。这一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西汉时期我国已经拥有相对高超的蒸馏技术。

唐宋时期，文献中记录了许多著名的“烧酒”，民间也大量售卖酒水。李白的醉诗百篇、武松连喝18碗酒上山打虎的故事，更是传颂千古。总之，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以及对高度酒的偏爱，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然而，与中国相比，欧洲的烈酒文化却显得相对薄弱。除了威士忌、伏特加等少数烈酒之外，日常饮品主要以各类果酒为主。其中，威士忌的历史虽然稍早，但流行起来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伏特加则是在15世纪之后出现，最初主要用于医疗和宗教仪式，后来才逐渐走向民间。

那么，为何欧洲在古代没有形成烈酒或白酒文化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其实，并非欧洲人不爱喝烈酒，而是由于他们的烈酒历史短暂，没有形成相关的文化，因此至今不盛行喝烈酒。那么，欧洲为何没有形成喝烈酒的文化呢？接下来，我们将从技术与原料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技术方面。

酿造烈酒，首先需要有蒸馏技术。然而，关于蒸馏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西方学者李约瑟等人的论断存在许多错误。李约瑟将蒸馏器分为AB两型，A型被西方命名为“希腊式”或“地中海式”，B型被命名为“蒙古式”或“中国式”。他认为A型演化出了B型，同时A型在中国还演化出了“云南汽锅”，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

事实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青铜汽柱甑”与云南汽锅极为相似，表明汽锅最晚在商代就已经成熟，远早于李约瑟所认为的公元1、2世纪。此外，2011年海昏侯墓中出土的B型蒸馏器，也是现代蒸馏器的原型。这些证据表明，AB两型蒸馏器在中国有着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为中国本土起源。

其次，原料方面。

酿造烈酒的第二个基础是原料，通常是谷物，包括水稻和小麦。至于水果，虽然也能酿造高度酒，但要求相对较高，在古代很难实现。对于古代欧洲来说，想要酿造烈酒，就需要有相对富余的小麦，但欧洲却缺乏这一条件。

古罗马时期，人们使用的“罗马轻犁”只能浅耕，因此只能耕种“薄地”，很多土地无法耕种。古罗马时期的种收比是1:2或1:4，这导致罗马帝国人口估算存在严重问题。以罗马轻犁反推，古埃及也不可能掌握深耕犁，因此古埃及是古希腊、古罗马粮仓的叙事存在严重问题。

在这种农业条件下，还要考虑到不时出现的天灾，导致欧洲粮食非常紧张，很难拿出多余的粮食酿酒。这也是古代欧洲多用水果酿酒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西方盛行果酒的原因。

中世纪后，欧洲引进“重犁”，可以开垦更多土地，收成也大幅度提升，欧洲人口开始大幅增长。此后，以大麦、小麦为主要原料的威士忌（初期并非蒸馏酒）和意大利的谷物蒸馏酒相继出现。然而，欧洲重犁的缺陷很多，比如需要三四个人操作，每使用几分钟就要停下来清除泥块等，远不能与中国犁的效率相比。

十七世纪之后，欧洲引入中国犁，在英国引发“农业革命”，进而促成了“工业革命”。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是建立在引进中国农具促成的欧洲农业革命基础上的，这一点被诸多西方学者提出。然而，国内一些人却拼命吹嘘英国贡献，贬低中国古代成就，这一点显然值得深思。

总之，这一阶段欧洲解决了粮食问题，更解决了大规模蒸馏酒的技术问题。然而，欧洲酒文化已经成型，很难再盛行烈酒了。

历史即现实，现实即历史。由于长期缺乏蒸馏技术与足够谷物的客观原因，造成了如今欧洲人不盛行喝烈酒的现象。反之，如今欧洲人没有喝热水、吃炒菜等生活习惯，显然与这种习惯是否“健康”无关，背后也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将如今欧洲生活习俗背后的原因一一探究出来，将之拼图，也能一窥欧洲古代真貌。而以本文探究的原因来看，欧洲显然粉饰优化过古代史，导致很多历史叙事不符合逻辑，因此被质疑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参考资料：《孟晖：海昏侯的蒸馏器，如果李约瑟爵士能够得知这一划时代的考古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