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残酷刑罚：剥皮之痛，挖地为牢的悲剧》

在13世纪，蒙古国在创立之初便确立了笞刑、放逐等刑罚制度。成吉思汗曾明确指出：“若值班期间擅自离岗，对于该值班人员，应责打三下条子。若该护卫再次离岗，则责打七下条子。”若无故离岗三次，则将受到“责打三十七条子”的处罚，并会被流放到遥远之地。

进入清代，蒙古地区的刑罚体系在吸收了蒙古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大清律例》的内容，形成了以罚畜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大清律例》中的五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具体而言，笞刑分为五等，分别为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下，杖刑分为五等，分别为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下。徒刑则根据年限分为五等，分别为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流刑分为三等，分别为二千里杖一百、二千五百里杖一百、三千里杖一百。死刑则分为绞、斩两种形式。内外死罪人犯，除应决不待时外，其余皆需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然而，在蒙古地区，对封建五刑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在蒙古地区，鞭刑通常代替笞杖刑。清代蒙古地区的鞭刑主要以马鞭为主，主要针对犯人后背进行鞭打。鞭刑的使用范围较广，适用于官兵旷职、惩处逃回奸民、台吉过失杀妻、因伤堕胎、台吉所犯的较轻微的伤人取财的罪行、盗窃牲畜、犯奸等等。鞭刑的量刑一般分为鞭二十五、鞭五十、鞭七十五、鞭八十、鞭九十、鞭一百。从《理藩院则例》中对鞭刑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较轻的犯罪，鞭刑一般用于“平人”，而台吉只需罚畜即可。例如，在禁止放枪游猎地区违反规定，台吉将被罚畜或罚俸，而平人则需接受鞭八十的处罚。此外，偷窃、伤人、违禁等行为也有此类规定。鞭刑还可以作为罚畜刑的补充刑罚，即在适用罚畜刑后，被罚的人如果不按时交纳牲畜或少交纳牲畜，均可再适用鞭刑。

徒刑是封建五刑之一，但蒙古地区没有徒刑的规定，类似刑罚为监禁。在《喀尔喀法规》中，蒙古法制史上首次出现了“挖地为牢”的处罚形式，蒙古语称之为“呼得格拉胡”，汉语可译为“放在井里”。具体方法是在地上挖一个四尺见方的深坑，将犯人圈在其中。

蒙古地区的流放刑也作出了一定的变通，不再按照流放距离分等。主要种类有：发烟瘴地方、发邻盟严加管束、发边境充军、发遣交驿充当苦差。

死刑是以剥夺生命为特征的刑罚方法，也是最重的刑罚，分为立斩、立绞、枭首、凌迟、斩监侯与绞监侯等几种形式。在蒙古法律传统中，除成吉思汗时代扎撒法律外，其他几部法典都慎用死刑。清代蒙古的立法中，死刑多用于平民，凡死罪人犯，要由各旗各盟审明报理藩院，再由院会同三法司定拟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