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之盟：唐朝荣耀与耻辱的交织

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的酷暑之下，突厥颉利可汗率领着十万雄师，如同狼烟滚滚，直逼关中大地。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直至逼近长安城外的渭水之畔，仅相隔四十里之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率领高士廉、房玄龄、周范等六位重臣，跨过渭水，来到便桥之上，与颉利可汗隔河对话，严词指责其背弃盟约的行为。

最终，在渭水之畔的便桥之上，双方以白马为盟，立下誓言。大唐以府库之财帛与之交换，突厥则献上三千匹骏马和上万口羊，随后撤兵离去。一场本可能演变成的大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于无形。

然而，这场看似和平的解决方式，在事后却成为了李世民一生的痛。史学家们对于此事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赞扬者认为，渭水之盟成功避免了唐朝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稳固了唐朝初立的根基，为未来的大战积蓄了力量。而批评者则认为，李世民为了与突厥结盟，不惜搬空国库，“玉帛无遗焉”，将渭水之盟比作是城下之盟。

那么，渭水之盟真的是大唐的耻辱吗？

回望当时的历史背景，尽管唐朝被誉为盛世，但自李渊起兵以来，历经十几年的战乱，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实际上，自李渊起兵以来，多次借助突厥之力，突厥也一度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态。然而，随着中原群雄的消亡，突厥不希望看到李唐一家独大，开始有意识地与李唐为敌。

此时的突厥，兵强马壮，“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与李唐的战争始终处于上风。例如，武德五年，颉利率领十五万骑兵入雁门关，分兵攻打并州、原州。尽管李建成和李世民亲自率军迎战，但仍被突厥攻陷了大震关，在廉州进行一番劫掠后，李渊被迫请和，突厥才退兵。

武德七年，突厥再次进犯原州、忻州、并州等地，关中震动，长安戒严，李世民率军抵抗。他通过离间突厥二可汗的关系，使颉利想战，而突利不同意，才迫使突厥退兵。武德八年，颉利又进犯灵州、相州，唐朝几乎全军出动，李世民屯兵蒲州，李靖驻屯太行山，右卫大将军张瑾驻守石岭，越州都督李大亮守大谷，但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突厥的进攻。

可以说，在李世民登基之前，唐军在东突厥的交战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那么，为何大唐的精兵都去了哪里？李靖和李勣又身在何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李靖正在灵州（今宁夏吴忠）担任大都督，“权检校灵州大都督”，麾下有精兵三万余。李勣则在并州（今山西太原）担任行军总管，率军三万防备突厥。此外，玄武门之变也让原太子派成员人人自危，燕王罗艺、庐江王李瑷等人先后起兵叛乱，这也牵涉了唐朝的一部分兵力，正是颉利南下的根本原因。

据《资治通鉴》记载，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骑，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进至武功。也就是说，突厥是从泾州突破至长安的，而泾州正是李元吉的地盘。武德九年，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进攻泾州，围攻乌城，李渊没有派李世民出战，而是启用李元吉去解乌城之围，李元吉成功击退了郁射设的进攻。

然而，李元吉随后就回到了长安，他的心腹将领却留了下来。玄武门之变后，李元吉身死，泾州自然就出现了缺口，最终造成了兵临渭水的局面。

面对突厥的威胁，李世民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其实，当李世民收到颉利寇边泾州的情报时，立即就做出了应对。他一方面派李靖从灵州赶赴幽州，邀请突厥返回，切断其可能的归路；另一方面，派出勇将尉迟敬德，担任泾州道行军总管，抵达泾阳，组织反攻，与后续的突厥军在泾阳展开激战，最终生擒敌将阿史德乌没啜，击毙突厥骑兵一千余人。

虽然没有遏制住突厥的主力进抵渭水，但堵住了突厥的后续部队，也让颉利无法全力进攻。可以说，李世民对于突厥有可能兵临城下早有预见。但他还是将有限的兵力放置于外围，原因就是他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李世民刚刚发动“玄武门之变”，朝中虽然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但皇位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如何处理此次危机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前途。大打一场非李世民所愿，一是，就算北方诸镇全师勤王，也未必打得过突厥；二是，如果在关中开战，打烂的是自家物事，受苦的是自家百姓。如果闭门不出，“虏必大掠”，事后突厥可以一走了之，李世民却付不起这个责任，担不起这个罪名，所以能和则和，能不打则不打。

对此，李世民有清醒的认识。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曾对萧瑀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朕若闭门，虏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

既然不想开战，那么李世民的应对就至关重要了。

首先，让敌人搞不清虚实。史料记载，当颉利派出自己的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探听虚实时，李世民直接将其扣押，既让颉利搞不清自己的虚实，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册府元龟》记载，执失思力入见时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李世民根本未露一丝胆怯，他先是一番痛斥突厥忘恩负义，然后直接对执失思力说，再敢猖狂，“先戮尔矣！”执失思力当即就吓得跪地求饶，史书没有记载李世民为何饶了他，但想必他吐露了突厥的不少实情，所以萧瑀、封德彝等才“请礼遣之”，但李世民不肯：“今若放还，当谓我惧。”遂将执失思力囚禁于门下省。

其次，轻骑独出，示之以强。李世民为什么要率六骑至渭水，按照他的原话就是“示若轻之”，你百万之众又如何，我根本不放在眼里，示之以强，敌人畏之，示敌以弱，敌人更会得寸进尺，甚至“蹬鼻子上脸”。太宗这是玩的心理战。

第三，曜军容，使知必战。除了要表现出自己敢战、不怯战的决心，还要表现出足够的实力，所以李世民安排了一场戏，就是让诸军多数旗帜，远远跟在自己身后，“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

这样，太宗以六骑临渭水，责颉利负约，紧接着，“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再加上此前扣押执失思力，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终于对突厥产生了震慑，颉利“有惧色”，突厥贵族纷纷下马跪拜，“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才正式开始谈判，“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太宗与颉利的具体谈话内容已不可知，但是，双方显然就基本的意向达成了一致，因为，“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然后就是你送我牛羊，我赠你金帛，“突厥引兵退”。

第四，骄敌。关于李世民赠给了突厥多少金银，有“玉帛无遗焉”之说，就是说李世民搬空了府库，这也是渭水之盟的主要黑点。

这种说法貌似有些道理，因为大家只会泛泛的认为，颉利可汗既然率重兵逼长安，若非得到令他满意的好处，岂能轻易罢兵？就算他要罢兵，他底下的小可汗也不会同意。

这其实是完全忽视了小编前面说的三条，在李世民连番手段下，颉利可汗早已不是刚来时气势汹汹的模样，他底下的小可汗就更不用说了，跪都跪下了，巴不得颉利早早退兵。

所以，李世民根本不必付出太多的代价让颉利退兵。

另外，“倾府库”的说法出自《隋唐嘉话》，连野史都不算，只是一小说耳，做不得准。而且此说也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矛盾。

所以，我们只能理解成这是歪曲史实的无脑臆想与恶意黑。

就算退一步讲，如果《隋唐嘉话》可信，那么它所记载的，后来李靖在突厥归路上阻击，夺取了数万匹战马，之前给突厥的财物都夺回，也应为真。

不过，李世民应该是主动的拿出了不菲的财货，而且应该多是奢侈品，比如茶叶瓷器、绫罗绸缎等等，因为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曾对萧瑀说：“陷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白话就是，多给他点金银财宝，让他养成骄奢之心，由奢入俭难，如此突厥就离败亡不远了。

可以说，李世民怎么做都不吃亏，多给财货可以养其骄狂之心，少给资财可以剩下用于国内建设，区别只在于一个是长远利益，一个是短期好处。

李世民为什么没有断突厥归路？

前文说到，李世民派李靖去幽州，派尉迟恭去泾阳，为的就是“邀贼归路”，但为什么没有实施呢？

李世民一开始确实有此想法，所以颉利北归时，萧瑀就拉住李世民的马头，提出了疑问：在与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战，陛下说已有克敌之策，现在突厥退走，你的计策又在哪里呢？“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

李世民将自己的考虑和盘托出：如果按照计划，断其归路，那么唐军能够击败突厥，但是却灭不了突厥国，况且还食言而肥，大失人心，所以我临时改变计划，放其归去，“虑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则吾未可以得志矣。若彼既得所欲，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如果突厥输了一仗，必将练精兵，修武备，励精图治，那将永为后患，反之则匈奴懈怠，内生仇隙，可一举而灭。

萧瑀心悦诚服，拜曰：“非所及也。”

后续的发展也正如李世民所料，渭水之盟不久，东突厥就因为外无强敌，分赃不均而发生内讧，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另立薛延陀为可汗，突利也暗中与唐联络，与颉利决裂。

所以仅仅三年后，李世民就趁突厥发生天灾之时，派李靖李勣北征，很快就在定襄、阴山找回了场子，灭亡了东突厥。

可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应对无懈可击，而且算无遗策。从哪一方面看，渭水之盟都不能算是大唐之耻，甚至可以称之为光荣。

不过，渭水之盟对于李世民确实是心中的一根刺，抑或耻辱。因为他对自己在对外事务方面要求太高，就像学神在高考里考了第一，但是却因为自己其中某一科没拿满分而说没考好。

我们只能说，渭水之盟如果换做是宋真宗，他会去泰山封禅，这就是李世民被称作千古一帝的原因，也是和他们最大的不同——知耻才能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