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人口剧变：七千万至四亿的跌宕之谜

清朝晚期，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常以激昂的语气宣称：“我四万万中国同胞”。这个“四万万”的数字，虽然其来源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但无疑，它清晰地揭示了清朝末年，我国人口总数已达四个亿这一史实。

相较于我们今天14亿人口的庞大体量，四个亿的人口数量似乎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然而，这一数字却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创造了所有王朝的最高纪录。即便是在唐朝盛世，疆域辽阔，人口也不过是1亿。

然而，当清朝入关之际，因连年战乱，人口已降至约5000万。至康熙年间，人口虽略有回升，但也仅维持在7000万左右。

康雍乾三朝，是大清的巅峰时期。乾隆末年，人口已增至3亿。然而，自道光年间起，清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农民起义和列强入侵此起彼伏，但人口并未随之减少，反而略有上升。到了清末，人口竟达到了4亿。

通常情况下，人口变化与王朝兴衰呈正相关。王朝末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新王朝建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则呈上升趋势。但清朝却反其道而行之，王朝末期人口竟是最多的，且创下历届王朝的最高纪录。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经济压力减轻，多生有利可图 2017年，我国放开二胎政策，鼓励生育，但效果并不理想。2021年，政策进一步放宽，允许生三胎，但现状仍未改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养娃成本过高。

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没有几十万是下不来的。若“不幸”生个男孩，还需为其置办“一套房”，而这套房的成本，甚至比养大一个孩子还要高。因此，生与不生，完全取决于“经济基础”。这不仅适用于现代，同样也适用于古代。

在古代，养孩子相对简单，只要能吃饱饭即可。然而，古代农民的税赋负担却十分沉重。他们一年辛苦耕作，大部分收入都要上交赋税，剩下的仅够维持生计，甚至还要背负债务。

在雍正之前，清朝的赋税征收是按人头计算的。家里人口越多，要交的赋税也越多，这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欲望。人们只希望有一个男孩能传宗接代，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一份负担。如果生个女孩，那更是“赔钱货”。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人口是一个重要指标。人口增长，代表国力强盛，也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税收和兵源。为了解决人口问题，1712年，康熙皇帝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从1712年后出生的男孩，无需缴纳赋税。

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欲望。同样地，种地收入有限，但家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赋税，劳动时间不变，劳动成果不变，劳动成本却直线上升。如今，有了这个政策，人们就可以多要几个男孩，去种更多的地，或者从事商业、手工业，为家庭增加收入。至于养孩子的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成本不变，利润翻倍，这种好事，当然抢着去干。

因此，从康熙开始，清朝人口开始大幅增长。

“按人头收税”的制度在早期并无问题。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然而，他们手中的土地数量与家庭人口并不成比例。即便是手握百亩、千亩、万亩的大地主，家里的人口也不会超过10个。

这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国家损失了大量税收。大地主创造的财富是普通人的千倍、万倍，但国家无法征税，这些财富全部被地主占有。二是百姓越来越穷。普通百姓终其一生没有剩余财富，更无法实现阶层跃迁。

因此，到了雍正时代，他勇敢地打破了这一规则，提出了“摊丁入亩”。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改变按人头收税的规则，开始按照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量征税。谁占有的土地越多，谁交的税就越多，不管家里有几口人。

这种“经济压力”就从普通百姓转移到了大地主身上。百姓负担减轻，自然愿意多生孩子。在以前，生孩子是负担，现在，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收入来源。

因此，从雍正到乾隆，清朝人口数量激增，直接突破一亿大关，迈入3亿。

粮食品种丰富，吃饭问题得到解决 在明清之前，人们的主要粮食是“米麦”。然而，“米麦”是一种娇贵的农作物，需要精心照顾。一旦遭遇天灾，可能就会绝收，引发饥荒。

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减少主要有两种原因：战争和饥荒。然而，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原产美洲的农作物红薯、土豆、玉米传入中国后，饥荒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其中，红薯的传入颇有一番周折。万历年间，有个叫陈振龙的秀才，多次未能考上举人，心灰意冷之下，决定下南洋经商。在菲律宾，他见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农作物，非常好养活，产量高，一亩地能产出6000斤。而在当时的中国，一亩地的小麦产量只有300斤。

这种农作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薯，又称番薯。实际上，红薯并非菲律宾原产，而是原产于美洲。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了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西班牙将红薯从美洲带到了菲律宾。

陈振龙想带几颗红薯苗回去，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红薯苗混在吸水的粗绳子里，买通了码头工作人员，悄悄地混上了船，最终将这几颗珍贵的红薯苗带回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恰逢当年大旱，而陈振龙种下的红薯却获得了丰收。这引起了衙门的注意，于是决定大力推广这种农作物。

红薯在缺少粮食的年代，是一种非常好的救荒粮食。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红薯为何能救命，但据我父亲讲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只能吃红薯。天天都是红薯，导致他现在根本不吃红薯，因为小时候吃得太多了。

红薯、土豆、玉米这三种农作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淀粉含量高，容易让人饱腹。然而，在中华菜谱中，这三种农作物却很少出现，因为它们做不出什么花样。红薯只能蒸一蒸，土豆只能炸薯条，玉米只能做成粥。

尽管口感一般，但它们在粮食减产、发生饥荒时却能救命。清朝在康雍乾三朝后，社会趋于稳定，新式农作物被广泛种植，饥荒死亡人口也大幅减少。

新生人口增加，人口寿命延长，人口数量自然上升。

统计口径变化，从“户”到“人” 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与统计口径的变化也密切相关。

以前的人口统计是以“户”为单位。康熙初年，全国人口统计不到1000万户，至于一户人家有几口人，并不确定，这也导致具体人口数不固定。

雍正时代，统计人口发生变化，以“丁”为单位。所谓“丁”就是成年男子，这样女子和儿童就被忽略了，无法真实反映全国总人口。

乾隆时代，统计口径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以“户”和“丁”为单位，而是以“人”为单位，一个算一个，这与我们现在的人口普查有些相似。

正是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让以前隐藏起来的人口全部暴露出来，人口数量也发生了大幅上涨。这种统计口径的变化，其实是乾隆耍的一个小聪明。他认为，人口数量越大，证明国家越强大，想借此向外界炫耀自己的厉害。

尽管清朝在200多年间人口激增，康熙和雍正也做出了有利于百姓的决定，但我们应明白一个事实：清朝的盛世，仅仅是权贵阶层的盛世，普通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

英国人马戈尔尼来中国时，原本想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大国，却没想到满眼看到的都是贫穷。他在书中写道：遍地都是惊人的贫穷，人们衣衫褴褛，我们扔掉的东西，他们都抢着吃。无论是在舟山，还是在去北京的路上，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房屋通常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

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也许，这就是清朝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