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缪斌死刑背后：与老蒋不可告人的秘密揭晓

1946年的初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旬，一群身形魁梧、手持枪械的壮汉，悄然闯入了一座高级公寓。他们如同猛虎下山，将公寓的主人缪斌捆绑得严严实实，戴上了手铐，随即押解至南京。在那里的军统牢房中，缪斌度过了数月如梦魇般的囚禁时光。

这位男主人，便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缪斌。尽管他是在众多汉奸中最后一个被捕的，但却是被判处死刑最快的。蒋介石为何如此急切地想要将他送上断头台？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蒋介石不可告人的秘密。

缪斌，原是国民党的一员，曾在抗战前夕担任黄埔军校教官，还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党代表，参与过北伐等一系列重要职务。然而，他后来因为贪污腐败而被蒋介石撤职，此后更是投靠日本人，背叛祖国，为虎作伥，罪行累累。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国统区的汉奸采取宽容态度，这一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口号，全国上下都要求“严惩汉奸，快惩汉奸”。在双重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开始对汉奸进行查办。

在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宣布解散后，缪斌作为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偷偷离开了南京，躲到了上海绍兴158号的公馆。然而，他每日如坐针毡，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他提前写下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对日工作》一文，自称是“软性抗日”、“曲线救国”，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

1946年2月上旬，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几个手持枪械的彪形大汉突然造访，声称“南京有请”，随后缪斌便被戴上手铐，被押送到南京，并被关押在军统的牢房中。

4月3日，缪斌的案子开始审理。尽管他和他的律师竭力辩护，但在法庭上，他仍被判处死刑。

当缪斌听到判处死刑的消息时，如同晴天霹雳，但为了求生，他很快镇定下来，在法庭上大声喊道：“判决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定要申请复判。”

5月3日，最高法院对缪斌作出了终审判决。虽然高院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但在实质上，缪斌通敌卖国的罪行无法抹去，因此，高院仍然维持了死刑的判决。

5月21日，当缪斌接到最高院的复判结果时，他不断地摇头，难以接受，嘴里咕哝着：“老天啊，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试图理解蒋介石为何如此绝情。他一直认为，有几件事可以作为自己减免刑罚的筹码，比如他早年曾加入军统，为国民政府效力，营救过军统要员等。特别是他还奉蒋介石之命，秘密前往日本进行过商谈。

谈及赴日商谈，事情败露的关键在于这是秘密进行的，即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不可告人的。但在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更是不敢公之于众。

194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内外交困，败局已定，在中国境内无法继续作战，诱降又不成，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急于与重庆政府讲和，以争取既得利益。缪斌因为与日本勾结，有“日本通”之称，于是被选中作为中间人，试图通过缪斌，避开汪伪政府，直接与蒋介石谋和。缪斌也答应了这一请求。

随后，缪斌与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在供述中声称，他化名为“佐藤”，于3月16日前往日本谈判劝降，这是“得到戴先生奉委座谕来电准去东京”的。此外，重庆政府还要求他将洽谈情况随时上报，“返沪后将商谈情形详速报核”。

经过长达40天的谈判，他们拟定出四项内容：一、取消伪南京政府和伪满政府，收复华北华东失地，成立南京留守政府；二、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日本应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三、停战协议发表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四、允许日本在中国享有经济上的特殊利益。

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内部混乱，以及另一派的反对，这个和谈方案并没有取得成功。尽管缪斌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他一直引以为荣，因为他认为这是受蒋介石委托，负有重要使命的一次日本之行，非等闲之辈所能承担。

然而，事后蒋介石为何不认账呢？其实，关于蒋介石手谕一事，是缪斌在玩弄权谋。既然他受重庆政府委托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和谈，那么他必须拥有一个有利的身份。因为他也担心蒋介石以后翻脸不认账，所以他请求戴笠请蒋介石写一个委派他为全权代表的手令。蒋介石也没有反对，写下了手令：“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缪斌在得到蒋介石的手令后，便大胆放心地去日本了。但最终，这件事并没有成功。尽管如此，缪斌认为自己还是有功的，所以在被捕后，他以此为自己申辩，请求减免处罚。

然而，在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在日本战时内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被称为“佐藤事件”的文件，正是缪斌与东久迩宫的谈判纪要。于是，他们上报给了美国统帅部，之后美国人就此事质问了蒋介石。

蒋介石当然否认了，但又担心事情败露，于是下令让戴笠立即逮捕了缪斌，并移交高等法院判处其死刑。

缪斌一死，“佐藤事件”也就成了无头之案，因为戴笠在3月中旬因飞机失事去世，而这件事只有蒋介石、戴笠、缪斌三个人知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就变成了无头之案，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因此，不管缪斌如何申辩，请多么高明的律师，他的死在他被捕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虽死，但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