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说史

在探寻越国的起源之谜时，史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其中记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然而，当我们回顾过去百年的考古发现，夏朝晚期的都城斟鄩据信位于二里头遗址，而南阳方城八里桥遗址则是夏朝诸侯的所在。但越国远在浙江绍兴一带，与夏都相去甚远，这使得即便是最坚定的夏朝存在论者，也会对越国源于夏禹的后裔这一说法产生怀疑。

其中，一种常见的质疑之声源于周人对夏朝的崇敬，认为越国为融入华夏文明，虚构了自己的族谱，将自己描绘成大禹后裔、少康之子的后代。然而，这样的疑问并未动摇越国源于禹夏的历史可信度。

关于史记中记载的越国起源，是否可信，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若越人果真是少康的后裔，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到达遥远的绍兴的呢？对此，浙江考古的突破性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实证夏朝遗民奔越，越国由夏人后裔建立的假设得到了考古学的有力支持，司马迁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在绍兴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村，2009年的文物征集工作中，出土了两件玉戈和玉圭。尽管这些“征集品”缺乏详细的出土信息，但它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却足以成为破解越国与夏朝历史的钥匙。

首先，这两件玉器的玉质和受沁程度基本相同，表明它们是同期同地出土的文物。其次，通过与二里头相应玉器的对比，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朱乃诚指出，绍兴九板桥出土的玉戈和玉圭是二里头文化二期制作的作品，属于夏王朝的遗物。

越国都城会稽，即今天的绍兴，这一发现无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司马迁所说的越国源于夏朝少康之子，虽然难以直接证实，但越国与夏朝的历史联系已有了坚实的考古证据。

夏人如何来到浙江，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样引人入胜。二里头遗址在河南洛阳，而越国核心区域在浙江绍兴，两者相距遥远。福建光泽县马岭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玉器，以及安徽中部三官庙遗址的青铜器等，都指向了中原与东南地区的文化联系。

朱乃诚学者推测，九板桥出土的玉戈和玉圭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来到古越国地区的遗物。这表明，夏人在夏朝灭亡后，可能通过安徽逃亡至浙江，并部分继续南下至福建、广东等地。

根据史记记载，少康中兴之后，将庶子无余分封于“越”，时间应在夏朝中期。然而，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已进入商朝时期。夏桀逃亡南巢、北逃变为匈奴、部分被安置在杞地，陕西一带的褒国、有莘国等地均有夏人踪迹。考古发现，全国40多处地点发现的100多件二里头文化牙璋，正是夏人向四方逃亡的见证。

绍兴夏人越国的出现，可能是在商朝之后。这支部落可能为了纪念大禹，在绍兴留下了大禹陵、会稽山等地标性建筑。

综上所述，关于越国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具体历史细节尚待考证，但中国古史的基本框架是可信的。对中国古史，我们应保持信心，而越国起源的考证便是这一信心的有力佐证。

参考资料：《史记》、《中国新闻网——朱乃诚：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为二里头文化遗物 实证夏遗民奔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