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赞陈济棠 两年秘闻终揭晓

在1984年的金秋九月，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来自美国的华人陈树柏先生。在那次会面中，邓小平同志对陈树柏的父亲陈济棠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您的父亲在广东治理八年，确实留下了不少政绩。时至今日，广东的老一辈仍旧对他念念不忘。”

邓小平口中的“令尊”，即是指陈树柏的父亲——陈济棠。陈济棠先生曾以“南天王”的称号，在广东保持半独立状态长达八年之久。然而，这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反共英雄”的人物，为何会得到邓小平如此高的评价呢？

邓小平的这一评价，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直到两年后的1986年9月1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陈济棠与共产党尘封百年的秘密》的文章，才揭开了陈济棠与共产党之间尘封一个世纪的秘密。

在陈济棠之前，广东的大权掌握在李济深手中。尽管李济深在政治上属于粤系，但他是广西人，与桂系的关系更为亲近。由于这种乡土关系，李济深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同盟，相互支援，使得粤桂两省的关系紧密，即使蒋介石想从中破坏，也找不到缝隙。

为了打破粤桂联盟，外部力量无法介入，蒋介石便从内部寻找突破口，他的棋子就是陈济棠。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亲桂系的李济深骗至南京软禁，而陈济棠则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登上了“南天王”的宝座，之后大败桂系。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济棠率军入湘作战，再次让桂系陷入困境，因此，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粤桂联盟在蒋桂战争后土崩瓦解，但正如世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一样，形势一变，敌人也有可能变为同盟。

陈济棠取代李济深独霸广东，因拥蒋反桂，获得了“南天王”的地位，但蒋介石能搞掉李济深，同样也有可能利用他人来对付陈济棠。因此，陈济棠与蒋介石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中原大战后期，陈济棠担心蒋介石消灭了桂系后，会回头对付自己，于是效仿前任上司李济深，重建粤桂联盟，一边消极避战，一边与桂系修复关系。

宁、粤、桂三方势力相互制衡，陈济棠稳坐“南天王”的宝座，并在1931年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接管了广东海、陆、空军，总兵力达到15万，成为一方诸侯。

然而，随着红军的日益壮大和苏区的不断扩大，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围剿”作战，陈济棠的宝座开始动摇。粤北紧邻中央苏区，陈济棠对红军有着心理阴影，他曾与南昌起义军在汤坑血战，双方互掷手榴弹，伤亡惨重。如今红军已发展到数十万人，拥有根据地，战斗力大增，这让陈济棠更加忧虑。

陈济棠内心并不愿意与红军正面冲突，因此对蒋介石的“围剿”行动并不热衷。他看出蒋介石借“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采取的策略是“剿共与防蒋并举”，派兵参加“围剿”，但绝不远离广东，同时避免与红军过多纠缠，以防中央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红三军团围攻赣州，蒋介石要求陈济棠派兵支援，结果损失了两个营，而蒋介石的嫡系陈诚则趁机解了赣州之围。此后，陈济棠在出击上更加谨慎，下令各部以固守为主。

1933年，蒋介石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兵力达到50万人，兵分三路：北路军、南路军和西路军，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阻止红一方面军南进及渡江西进，并协同北路军作战。

但在陈济棠看来，阻止红军不仅是针对红军，还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于是，他下令一方面摆出与红军决一死战的架势，另一方面又严令各部不得轻易出击。

四月末，国民党军攻占了苏区素有“北大门”之称的广昌，蒋介石指挥各路大军合围，但陈济棠又坐不住了。他察觉到，本次围剿北重南轻，北方集中40个师，而蒋介石则步步为营向南推进，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此时红军入粤的风险已越来越大。如果十万红军入粤，那绝非粤军所能抵挡，这让陈济棠更加紧张。

于是，陈济棠邀请了过去的死对头，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共同商讨对策。白崇禧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一个主意：重在一个“防”字，置重兵于边界各线，广筑工事，让红军知难而退，另找突围方向，同时最好让共产党察觉意图，彼此心照不宣而各行其是，此为上策。

陈济棠明白，白崇禧所言即是指与共产党谈判，于是他立即下令停止交战，并开始寻找与红军的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寻找与陈济棠的联系，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

1934年10月，双方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达成五项和平互助协议，但鉴于当时形势，双方协议没有正式文本，只被双方代表各自记在了笔记本上。

1986年9月13日，《大公报》发表了《陈济棠让路记》一文，此事才被公开。周恩来对协议的评价是：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