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创新变回旋镖： 后汉书 的意外反噬

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中，被誉为评价最高者，莫过于“前四史”，它们分别是《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后汉书》。这四部史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们在修史过程中创立了诸多原则，为后世编纂史书树立了典范。然而，令人颇感有趣的是，范晔在《后汉书》中的创新之举，却最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一种“回旋镖”。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十四史”均为纪传体史书，其中每位历史人物均成为自己传记的主角。由于许多历史事件往往涉及多个历史人物，因此纪传体史书有时会出现“一事多载”的现象。以《三国志》为例，《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以及贾诩、程普等人的传纪，都详细记载了“赤壁之战”的具体过程。

“一事多载”的优点在于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多个视角和更多史料，但同时也存在缺点。记载分散混乱，对了解历史事件的整体性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传记主角的不同视角和立场，使得纪传体史书的“一事多载”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就完全不同。

范晔对纪传体史书的“一事多载”持反对态度。在编写《后汉书》的过程中，他创立了新的修史原则——“一事不两载”，即历史事件只在同一传记里详细记载，在其他参与者的传记中则略过。例如，《后汉书》对董卓之死的详细记载集中在《董卓列传》，而王允、吕布等人的传记对此事的记载则是“语在《卓传》”。

“一事不两载”原则被后来的史书所接受。然而，范晔的这一创新之举，却在他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谋反时，成为了对他自己的“回旋镖”。在《宋书》中，对范晔谋反的详细内容全部记载在《范晔传》中，而其他涉及范晔谋反的人物（如彭城王刘义康）的传记，对范晔谋反的记载仅为一句话“事在《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