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密令查案，主席力挺罗瑞卿：天塌我顶

有时，小说家笔尖下的故事，其精彩程度往往不及现实中的真实事件。回溯到我党初创时期，那段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岁月，经费的筹备无疑是摆在面前的重大难题。

然而，谁能料想，我党从苏区历经千辛万苦送出的120根黄金，竟在途中被三名盗贼所窃，这起事件如同蝴蝶效应般，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带来了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

岁月流转，旧事重提 1949年11月，秋风凛冽，金黄的落叶铺满了大地，罗瑞卿将军急匆匆地踏着落叶，来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门前。 在门口，罗瑞卿整理了一下衣冠，轻轻敲响了那扇红漆大门。 不久，书屋内传来了毛主席那熟悉的湖南湘潭口音：“请进吧，门没锁。” 罗瑞卿推门而入，行了一个军礼，询问道：“主席，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毛主席手持毛笔，正在处理文件，见状也放下手中的笔，示意罗瑞卿坐下。 罗瑞卿身材高大，目光炯炯，与旁人一站，便显得鹤立鸡群。爱开玩笑的毛主席便戏称他为“罗长子”。 罗瑞卿坐下后，毛主席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现在担任公安部长，肩负重任，专责维护治安和查案。国家刚刚成立，积案众多，若不早日解决，恐日后难以查清。我记得苏区时期，党中央曾丢失一批黄金，至今未追回，你去调查一下此事，务必查明真相。”

听完毛主席的吩咐，罗瑞卿沉默不语，脸上布满了疑云。他对这起陈年旧案略有耳闻，深知此案牵涉甚广，连中央保卫局的负责同志和党中央的核心决策者都牵扯其中。 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些大人物有不当行为，无疑会在党内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可能动摇新生政权，那他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想到这些，罗瑞卿不禁打了个寒颤。 毛主席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罗长子，别坐高位就怕这怕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你有我给你撑腰，尽管放手去查。”

罗瑞卿也是从尸山血海中走过来的，只是担任公安部长后，顾虑多了起来。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体内的热血重新燃烧，痛快地表示：“主席放心，有了您的这句话，我心就踏实了。若查不清，我辞职以谢天下。”

毛主席接着说：“你也别有太大的压力，不是只让你查这一件事。趁着这个机会，把其他悬而未决的案件一并解决。”

罗瑞卿点了点头，见夜已深，便不再打扰毛主席休息，离开了中南海。

惊天大案 罗瑞卿要调查的是苏区时期著名的“120两黄金失窃案”，又称“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这起案件要从1931年初冬说起，当时蒋介石策划的“四一二”事件刚刚过去，全国陷入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虽然已在苏区建立了根据地，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苏区仍奉行“依靠工人”的错误路线，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央。 革命陷入低谷，临时中央的活动经费极度匮乏。 为此，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秦邦宪（博古）向瑞金苏区政府求助，要求拨款解燃眉之急。 苏区政府自身难保，但由于上海临时中央是上级组织，毛主席不得不违背意愿，指示主管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按额调拨”。 林伯渠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自青年时代便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忠诚度无可怀疑。 在他的调配下，省出了黄金120两（民国旧制，十六两为一斤），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如今的五百万人民币左右。 这五百万不是个小数目，苏区的黄金大多是通过没收地主老财、腐败官僚的家产得来的。 为了便于运输，林伯渠请了一个手工匠人，将这些黄金全部融化，铸造成十两一根的金条，共计12根，装入一个白铜小盒中。 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小盒子还用锡焊封口，一块装进了一个箱子中，运输途中就绝不会无故丢失。 解决了经费问题，接下来就是运输路线和安保措施。这些细节由中央政治保卫局长邓发负责。 邓发被誉为“赤色中国”的“守护神”，在周边同志的商议下，邓发选择了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 虽然路途遥远，但能避开国民党右派的耳目。 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中途这批黄金肯定要易手数个地下交通员。 邓发头脑灵活，给执行任务的地下交通员发放了三样物品作为接头的信物：一把钥匙、一个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这快验收凭证不简单，类似于一枚象棋棋子，上面刻了林伯渠亲自所写的“快”字，并且分成了七份，交给了七个地下交通员。 交通员接头时，需要用到接头暗号、特制的钥匙和最后的字符凭证。 相当于上了三把保险，只要组织上收回了全部的七个“字符”凭证，就代表任务顺利完成，经费安全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机关的手中。 计划看似完美，然而在最后关头还是出了岔子。 一号交通员在1931年11月6日从“红都”瑞金出发，七号交通员抵达上海最多只用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到了12月底，上海临时中央还没有收到这批黄金，便给瑞金拍去了电报。 邓发意识到会有意外发生，到了1932年元旦佳节，邓发只收到了六块“字符”凭证，拿去请林伯渠鉴证。 林伯渠一看，是自己的笔记，但仍缺失了最后一站，也就是从松江-上海的这枚“字符”凭证。 邓发心头一紧，本想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按照当时的条件，只能说是异想天开。 无奈之下，这件事只得暂时搁置。 不幸的是，邓发没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毛主席却还记得，因为当时苏区的领袖就是毛主席，因为这笔黄金失窃案，毛主席还被党内人斥责。 不管是为了未竟的事业，还是为了自己的清白，这件事都有必要查清楚。 更何况由于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上海一次预先布置好的日资企业大罢工不得已流产，还损失了几名地下党，所以毛主席才迫不及待地将这个重大的使命交给了罗瑞卿。

按图索骥 罗瑞卿迅速将命令下发到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了一批精干警力，组建了一个名为“悬案侦查办公室”的临时机构。 此案的关键在于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人在不在世还不好说。 但有志者，事竟成，侦查员先是到北京，找到了百忙之中的林伯渠询问案件的细节。 林伯渠友好地接见了上海的同志，告诉了一个线索：“我记得当时瑞金派出的第一个地下交通员好像姓秦，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你们去找找他，说不定会帮助你们查案。”

高自立此时还在东北任职，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沈阳。 从高自立那里，侦查员获得了警卫员小秦是江西萍乡人，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当师长。 十三兵团驻扎在广西境内，侦查员又调头南下，在秦师长那里顺藤摸瓜，从一号交通员一直找到了六号交通员。 前文已经说过，黄金丢失就在六号和七号交接的过程中，因此六号交通员是打开这把锁的关键钥匙，是破案的最重要的突破口。 所幸的是，六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尚在人世。 对于十八年前的这次任务，刘志纯刻骨铭心，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任务。 任务完成后，他就和组织分散，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篾匠。 刘志纯对来访的侦查员说：“1931年12月1日晚七点，月亮不是很亮。金华的五号交通员将一个沉甸甸的箱子交给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在12月3日上午七点，抵达了松江。”

侦查员急切地问道：“那然后呢，你将箱子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刘志纯熄灭了手中的烟头，继续说道：“在运输箱子的两天两夜，我没怎么吃饭，又赶上了凌晨时分，我就在松江路边的早餐点，填饱了肚子，随后去了下一个接头地点——汉源栈房。等了一天，在客栈门口见到了穿黑色衣帽的接头人。对过暗语、他用钥匙打开了我手中的锁，我就将箱子交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本想返回瑞金，可国民党封锁得太严，后来红军就长征了，我也就干起了篾匠。”

至此，线索断掉，那个七号交通员拿着箱子，为什么没去上海？难不成是知道箱子里装的是黄金，潜逃了吗？

真相大白 就在侦查员准备前功尽弃的时候，刘志纯又回想起了七号交通员从兜里取出第六块“字符”凭证时，包里还装着一张蓝纸，是一张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 侦查员继续按图索骥，在松江富春楼的账本中找到了1931年12月3日，一个名叫梁壁纯的，身材容貌比较符合要找的交通员。 很快，侦查员就通过上海市的户籍管理处，得知梁壁纯原名申继谷，本是一药店伙计，现如今是一名钟表匠，居住在上海浦东阳泾河镇。 汽笛声，响彻了黄埔两岸，侦查员赶到申家，先是说明了来意，见申继谷是个顽固份子，也就不顾礼仪，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 然而，黄金没找到，只在灶台砖头下找到了一个陶瓷罐，藏着两张纸，上面写着旅社出具的证明书。 可是这和案件本身并无多大关联，关键点还是要撬开申继谷的嘴。 在审讯室里，侦查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触动了申继谷。 申继谷也就交代了实情，说：“我接到上级指示，和金华来的交通员顺利接头以后，本想坐一辆黄包车，走水路，赶到上海。谁知半路却碰上了三个‘程咬金’，他们夺走了我手中的箱子，还打昏了我，等我醒来以后，就在旅社的房间躺着了。”

侦查员又问：“那你为何不向组织说出实情？” 申继谷继续说：“我不敢啊，上级说，货在人在，货丢人亡，要砍脑袋的。之后，我就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其实我压根不知道箱子里是黄金，还以为是什么枪械、手表之类的。”

这下侦查员又一筹莫展，不过他们还是到富春楼走访一番，在一名员工那里得知了黄包车的车牌号为“300169”。 有了车牌号，就找到了车主。然而车主说车中间丢了，自己也是一肚子气，平白无故损失了一笔车钱。 查到此处，线索又断了。但侦查员依旧没有放弃，他们估计抢车的和抢箱子的应该是同一批人。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抢劫犯绝不会只抢一次，就金盆洗手，这三人肯定是惯犯。 想到这里，侦查员来到了上海最大的监狱——提篮桥监狱，希望碰碰运气。 他们在监狱长的帮助下，对着犯人广播，说谁要是知道1931年在富春楼的抢劫案，主动提供线索，就会被认为是立功表现。 结果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犯人冯安宝说自己家里有一辆黄包车，是表哥吉家贵抢来的，放在我家。后来，他拉着黄包车，说是出去拉活，回来之后，就变得非常有钱。 侦查员又问：“你还记得车牌的号码？”冯安宝说：“那怎会不记得，车放在我家好长时间，300196呗。”

如此，真相终于大白，侦查员迅速逮捕了吉家贵。 根据吉家贵的交代，另外的两名同伙分别是刘阿古和庄克。 他们三人以黄包车为诱饵，行抢劫的勾当。三人在申继谷那里抢到了装满黄金的箱子，每人分了40两黄金。 吉家贵利用手头的黄金，做起了生意，赚了不少钱。 至于刘阿古，侦查员则在他家中找到十几件黄金首饰。 最后就是庄克了，他参加了国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后来牺牲，将钱留给了母亲。 上海市法院经过审判，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 申继谷则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但因对革命有过贡献，不予追究，令其回家。

结语： 谁能想到，干系重大的黄金，竟然被三个盗贼抢走，还影响到上海的工人罢工。然而，案件终有大白的一天，真相也始终只有一个。 罗瑞卿见没有牵扯到任何人，安心地将事情的原委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心底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